close
[摘要]影片節奏緩慢、松散，但是這種風格正是我喜歡的紀錄片的感覺。盡管片中沒有勾畫出任何的情節起伏，但在播映過程中，還是能不斷聽到影廳中傳來啜泣的聲音。
深 度
觀看電影的過程中，我開始從自己之前瞭解到的「慰安婦問題」相關的知識裡，嘗試著理解一個問題：這些慰安婦問題的受害者們，到底在追求什麼？等待什麼？
昨天我去看瞭《二十二》。
影片節奏緩慢、松散，但是這種風格正是我喜歡的紀錄片的感覺。盡管片中沒有勾畫出任何的情節起伏，但在播映過程中，還是能不斷聽到影廳中傳來啜泣的聲音。
實話說，這部影片氣氛很沉重。
但是在看片的過程中，我會時不時地走神，開始從自己之前瞭解到的「慰安婦問題」相關的知識裡，嘗試著理解一個問題：
「這些慰安婦問題的受害者們，到底在追求什麼？等待什麼？」
或者說，如果我們把她們的行為理解為一種鬥爭的話，那麼，她們在為何而戰呢？
所以這就是我寫下這一篇的目的所在。我希望能通過我的整理，讓有心去影院支持這部影片的讀者們，或是想要大致弄清「慰安婦問題」的來龍去脈的朋友們，對「慰安婦問題」的前因後果，都能有一定清晰的理解。
「慰安婦制度」是如何產生的？
慰安婦的出現，其實來源於日本在戰前的「公娼制度」。
日本近代的公娼制度，源於1900年頒佈的《娼妓取締規則》。在這部法案中，日本政府原則上同意瞭「政府註冊娼妓」的存在。從事賣淫活動的娼妓，需要在所在地警察局進行登記，獲得營業許可後方可營業。
日本對中國的侵略，首先開始於策動「偽滿洲國」的建立（1932年），以及在九一八事變（1931年）之後，關東軍對東北三省的占領。在九一八事變之後，日軍又在上海的國際租界裡策動瞭一二八事變，與十九路軍在閘北首先展開激戰。1932年3月20日，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開始停戰談判，之後簽訂《淞滬停戰協定》。而日本也就此獲得瞭在上海駐軍的借口，將大批海軍及海軍陸戰隊送入上海。
隨著日本在華駐軍數量的增多，為瞭安撫軍心，解決在中國駐紮的軍官們的性需求，日本軍方便仿照在日治朝鮮半島上的做法，於中國的上海、長春、沈陽等地設立瞭「慰安所」，並且在東北（包括偽滿洲國）開始推行與日本本土類似的「公娼制度」。
這一時期的慰安所中的「慰安婦」，絕大部分來自於自日本本土和朝鮮半島上募集來的年輕女性，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來自於婦女拐賣等等犯罪行為。
但是，在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開始之後，日本在華作戰的軍隊迅速擴充到瞭接近300萬人的規模。隨著戰事的不斷深入，在中國各地駐軍的日軍也逐漸分散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日軍大本營許可瞭各地駐軍自行設立「慰安所」的要求。於是，中國各地的慰安所就開始大規模地出現。
在所有的慰安所中，位於武漢積慶裡的慰安所，是日本占領區內最大規模的一處。1938年武漢會戰之後，日軍多隻軍隊將軍部設置於武漢，因此在此地配屬的軍官數量劇增，也就催生瞭這個最大的慰安所的出現。在鼎盛時期，積慶裡慰安所中來自日本的慰安婦多達130名，來自朝鮮的慰安婦為150名。
然而在一些交通偏遠的地區，日軍駐紮軍隊是無法建立起這樣規模的慰安所的。為瞭解決性需求，大部分連級以上的作戰部隊，都分別在駐紮地附近設立瞭大大小小的臨時慰安所。
「慰安婦制度」建立的目的何在？
在1932-1938年的這一階段裡，慰安婦制度的設定，主要目的是為高級軍官服務。由於高級軍官人數不多，而且普遍受過一定教育，所以在慰安婦的人選上，日軍傾向於選擇通曉日語的日本籍和朝鮮籍女子。
但是在進入1939年之後，隨著侵華戰爭的加劇，日軍的衛生防疫部門發現有一些士兵在與私娼的交易中，染上瞭性病。性病一旦在軍隊中蔓延開，將嚴重影響部隊的作戰能力。對軍隊士兵的性行為進行管理，對日本軍部來說是迫在眉睫的問題。
同時，侵華日軍士兵這一時期裡，也頻頻出現對占領區平民的搶劫、強奸、殺害的犯罪行為。而隨著這樣的行為增多，在日軍占領區內老百姓對日軍的仇恨也與日俱增，出現瞭許許多多的地下抵抗運動和遊擊隊組織。為瞭籠絡占領區的民心，減少遊擊隊的活動，日本占領軍也提出應當對士兵的強奸等行為進行管束。
就這樣，在大本營的授意之下，慰安婦制度在日本的陸軍、海軍中得到瞭徹底的執行。日本軍方希望通過設立部隊慰安所，能夠對士兵和軍官的性行為進行集中的管理；同時，軍方也希望慰安所的設立，可以解決軍隊的性需求問題，減少軍隊在占領區進行的強奸等行為的出現。
但是，這一切僅僅是軍部的一廂情願而已。
「慰安婦」的來源
自1932年起，日本開始在本土和朝鮮半島，招募自願前往中國大陸的慰安所「工作」的公娼。由於提出的條件較為優厚，在最初的時候，很多在日本註冊的公娼紛紛主動來到上海、武漢、長春等地的慰安所。
然而，日本本土的公娼數量畢竟有限。隨著在華需求的不斷上升，軍方開出的募集條件越來越豐厚，一些「人口販子」便開始打起瞭主意。
1937年，日本警察逮捕瞭一名試圖誘拐17歲少女的一名人販子，並以拐賣人口的罪名對其判刑。這一事件發生的背景，正是慰安所大幅擴容的階段。為瞭獲得足夠數量的慰安婦，設立於上海楊傢宅的一所慰安所，竟然促使軍方參謀從上海返回東京，向警察廳總長要求對「向軍隊提供慰安婦的人口販賣行為予以方便」。
自此之後，在軍方的壓力之下，警察廳選擇瞭妥協，不但對人口販賣行為睜一眼閉一眼，更是通過警察系統，將「動員、協助軍方籌集慰安婦」的命令，傳達到瞭各個地區的警察署中。
而另一方面，由於日本來的慰安婦的成本很高，許多規模較小，或是資金不足的慰安所，是拿不出資金來獲取這些日本慰安婦的。例如武漢的積慶裡慰安所，為瞭降低開支，他們雇傭瞭大量的朝鮮人販，用哄騙「介紹工廠的工作」的方式，從朝鮮半島拐賣來瞭大量的朝鮮少女，強制她們在慰安所工作，接受日軍士兵的侮辱。
在1937年之後，一些日軍作戰單位深入到瞭中國大陸的腹地，在這裡他們不僅沒有條件建立有一定規模的慰安所，而且由於部隊的高度運動性，甚至無法在一個地區長久駐紮。為瞭解決性需求，這些軍隊往往與駐紮地當地的漢奸串通後，要求當地居民按照人口比例提供相應數量的年輕女性充當慰安婦。例如在武漢會戰期間，日軍對從武漢三鎮逃出之後，被日軍俘虜的數萬名難民曾提出，每100名難民中要選出一名年輕女性充當慰安婦。
漢奸組織也會對當地參加抗日武裝，或是傢人中有有遊擊隊員的女性進行報復，將她們抓獲後投入慰安所。在日軍占領區內，先後有上千名遊擊隊傢屬遭到這樣的侮辱。
而那些在黃土高原、崇山峻嶺、海南島上作戰的日軍，由於當地人口稀少，更是采取瞭更為令人發指的方式：他們在占領一處村落後，會將當地居民強制集中起來，挑選合適的年輕女性，在一處民房進行監禁，以「慰安」的名義進行輪奸。
這三種不同的「慰安所」形式，被分別命名為：
「軍部直營慰安所」：設立於各大城市，以服務中上級軍官為目的；經營業務由軍部直接指導，有軍醫定期進行性病檢查和衛生消毒。
「軍隊專用慰安所」：由漢奸組織與日軍聯合建立，由漢奸組織負責運營，同樣有軍醫進行性病檢查，並由憲兵管理紀律。
「臨時慰安所」：由各作戰部隊臨時設立，沒有運營，性病檢查、紀律管理一律沒有。雖然被冠名為「慰安所」，但其實與軍隊輪奸沒有區別。
在《二十二》這部電影中，大傢可以看到分別屬於這三種不同級別慰安所的受害女性們：
被拐賣至武漢，最終在孝感定居的毛銀梅（樸車順），就是來自第一種「直營慰安所」中的漢口日軍慰安所。
在海南島參加紅色娘子軍，最終被不幸抓獲的林愛蘭，來自第二種「專用慰安所」。
而片中出現人數最多的，來自山西盂縣的多位受害女性，大多來自第三種「臨時慰安所」。
一個問題：為什麼要對慰安所進行區別呢？
這是因為，在戰後對日本戰犯進行戰爭犯罪審判時，由於慰安所組成方式不同，是否被列為「戰爭犯罪」的標準也不相同。
對軍部直營慰安所來說，因為其組織台北靜電油煙處理機出租運營都由軍部直接進行，因此毫無疑問，它被列為日本戰爭犯罪的證據。
對軍隊專用慰安所來說，日本軍方辯稱這是由中國的親日（漢奸）組織發起的慰安所，與日軍沒有直接關系，所以在是否能夠成為證據上具有爭議。
對臨時慰安所來說，其數量和形式在軍方記錄上都沒有留下詳細的記錄，甚至連數量和受害人數都無法弄清，因此也無法作為證據提出。
根據各慰安婦權益保護組織的推算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被日本陸軍、海軍強制或半強制征集的慰安婦數量為 5-20 萬人。這其中有來自日本、朝鮮征召的女性，也有用拐賣、誘騙方式，或是俘虜、扣押、強擄等等手段，強制進行慰安，被日軍當做性奴隸對待的中國、朝鮮、馬來亞、菲律賓、印尼、緬甸、越南、印度、荷蘭等國女性。
從年齡上來看，日本本土來到中國的慰安婦，大致上為20-28歲左右；而從朝鮮半島被誘拐來的女性，普遍為17-19歲，而且沒有性經驗的女孩占多數；但日軍在中國大陸進行強擄、輪奸的受害女性，年齡分佈從14-40歲不等。
「慰安婦制度」是否真的達到瞭軍方的目的？
根據日本政府的調查，戰爭期間在日軍的占領區內，總共設立瞭約400個慰安所（僅包括軍隊直營和軍隊專用慰安所）。其中，中國北部100個，中國中部140個，中國南部40個，東南亞100個，庫頁島地區10個，幾內亞地區10個。
在第二部分中，我為大傢解釋瞭日本軍部設立「慰安婦制度」的原因。然而在實際執行上，慰安婦制度絲毫沒能改變日軍的野獸本性。
首先，在直營和專用慰安所中，每次與慰安婦發生性行為，軍人都需要交納一定數量的「軍票」。
「軍票」，可以理解為流通於軍隊系統和軍隊占領區之內的一種貨幣，由軍方發行，按月如同工資的形式發放給作戰軍隊。但是在這些直營和專用的慰安所中，由於獲得慰安婦的成本較高，所以收費相當昂貴，並不是普通士兵可以負擔得起的。
另外，隨著中國大陸的戰事逐漸膠著化，大部分日軍部隊的駐外作戰時間拉長，而且頻繁要對遊擊隊活躍地區進行清繳作戰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士兵們前往大中城市的慰安所的機會更加稀少。
一方面缺乏足夠的資金，另一方面也沒有寬裕的時間，於是「慰安婦制度」根本無法滿足大多數下層士兵的需求。直接的證明是，盡管慰安婦制度在1941年之後完全確立，但日軍在中國大陸進行強奸、輪奸數量並未因此減少。
慰安婦與慰安婦，也有著本質的區別
如果我們把在中國的慰安婦進行一下區分的話，大致可以分為三類：
第一類：來自日本本土，之前是公娼，大部分為自願加入的慰安婦；
第二類：來自朝鮮半島，大部分沒有性經驗，年輕；
第三類：從中國各地強擄而來，大部分在小規模慰安所或臨時慰安所。
對於第一類慰安婦來說，她們在來到中國的慰安所前就已經是娼婦，而且與軍方簽訂有「勞動合同」。所以基本上在1-2年的合同期滿後，她們就會被軍方送回日本本土。
而這類慰安婦，也往往被日本右翼拿來「以點概面」地宣稱「慰安婦都是自願加入的」。事實上，自願成為慰安婦的女性，隻是日本慰安婦中的一部分 即使在日本慰安婦中，也有一些是人口販子拐賣來的女孩。
對於第二類慰安婦來說，她們中大部分完全沒有被釋放的可能：她們原本就是被人販子拐賣給軍隊的。事實上，這些來自朝鮮半島的慰安婦，除瞭一小部分在戰後回到瞭朝鮮半島之外，還有若幹名朝鮮慰安婦選擇瞭在中國安傢，其餘大部分都死在瞭慰安所中。
對於第三類慰安婦，她們的遭遇相當復雜。一些具有抗日遊擊隊背景的女性，往往具有同時被嚴刑拷打和強制慰安的經歷，其中大多數都受盡折磨死在瞭慰安所中；而在大中城市的慰安所中的中國女性，會以數月為單位進行「更換」，釋放先前的慰安婦，再強制征召一批進入慰安所；至於那些在「臨時慰安所」受辱的女性，由於日軍運動作戰的原因，大多會在幾天或幾周之內遭受非人的性虐，之後日軍便直接轉移，將她們還留在原來的村裡。
而深受「慰安婦制度」折磨之苦的受害者們，幾乎全部來自於第二類和第三類慰安婦。
日本政府是否向慰安婦進行過謝罪？
答案是肯定的。但這條路是非常艱辛的。
在日本宣佈投降後，以美軍為首的占領軍迅速展開瞭對日本軍隊戰爭犯罪的調查。然而，在這段時間裡，日本以「日本公娼制度」為擋箭牌，宣稱這些慰安所的設立，都是符合本國法律的合法經營行為。同時，在戰後大多數慰安婦制度受害者，不具有足夠的勇氣站出來進行指證，所以日軍的慰安婦問題，被長久地隱藏在瞭水面之下。
1970年，日本的女權運動傢田中美津，首先在她的著述中提到瞭「從軍慰安婦」一詞。
1973年，出生於中國大連的日本作傢千田夏光，發表瞭《從軍慰安婦》一書，並在書中提出日本曾在戰爭中強行擄走瞭20萬朝鮮女性，其中有5-7萬被充當慰安婦。然而，此書被日本右翼大肆抵制，宣稱書中的數據沒有根據。
1977年，作傢吉田清治開始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一系列關於慰安婦的證言，涉及到瞭對朝鮮女性的綁架等等細節。但是他的這些證詞，之後同樣遭到瞭右翼的猛烈質疑，甚至對他的身份都提出瞭質疑。於是朝日新聞隻得將關於慰安婦的報道擱置起來。
1989年，吉田清治關於慰安婦的書籍在韓國出版，之後在「向朝鮮及朝鮮人民公開謝罪促進會」的撮合下，吉田情治前往韓國，協助建立「慰安婦事件謝罪碑」。同時，韓國的幾個民間團體開始積極準備要求日本政府進行謝罪和賠償。
到這時為止，日本右翼的「否認慰安婦」主張，在日本國內仍然占有絕對的優勢。打破這一優勢的，是一名韓國慰安婦的出現。
1991年8月，67歲的金學順，作為第一名實名站出來作證的慰安婦，在朝日新聞上公開發聲，說：「請停止你們的謊話，我就是作為慰安婦，被綁架到戰場的活生生的例子。」
在金學順公開作證之後，日本右翼陷入瞭啞口無言的狀態。他們企圖將金學順的經歷污蔑為「其實是被父母主動賣給人販」，但無論如何，她被強制成為一名慰安婦的事實，是無法改變的。
在金學順公開聲明之後，韓國與日本的關系迅速陷入瞭僵局，韓國國內掀起瞭反日高潮。1991年10月，韓國MBC趁熱打鐵，拍攝瞭電視連續劇「黎明的眼睛」，描寫瞭一名被日軍擄走成為慰安婦的女性的經歷。該片創下瞭58.4%的收視率。
1991年12月初，NHK電視臺將金學順請到瞭演播間，與福島瑞穗（現任社民黨副黨首，參議院議員）和高木健一（日本人權律師）進行瞭訪談。
1991年12月6日，福島瑞穗和高木健一等律師聯合，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，要求向總共9名韓國籍慰安婦受害者進行賠償。
1992年初，韓國的「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」（挺身隊是戰時日軍對慰安婦的另一種稱呼），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7項要求：
1. 在法律上對日軍的「慰安婦」進行認定；
2. 徹底查明慰安婦問題的真相；
3. 由國會通過後，向被害者謝罪；
4. 基於法律進行賠償；
5. 在歷史教科書上增加相關內容；
6. 在日本和韓國建立慰靈碑和慰安婦資料館；
7. 對相關責任者進行懲罰。
然而，如果究其原因的話，所有與慰安所設立相關的命令均出自日本軍大本營。而大本營的最高責任者，就是在2年多前剛剛去世的昭和天皇。
由於這一系列要求相當苛刻，日本政府的反應也很是謹慎，但民間組織卻並未因此停止活動。
1992年1月，日本律師聯合會委派瞭戶 悅朗律師，成立瞭海外調查特別委員會，對戰爭中「綁架朝鮮人充當慰安婦」一事進行瞭調查。
1992年2月，戶 悅朗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瞭相關問題的備忘錄，自此，「日本從軍慰安婦」的話題開始被國際社會所知曉。
1992年8月，在日韓關系急劇冷卻的背景下，中國與韓國發表瞭共同聲明，宣佈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。
1993年8月4日，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（相當於副總理+國務院發言人）的河野洋平，發表瞭著名的「河野談話」。內容摘錄如下：
「...... いずれにしても、本件は、當 の の 與の下に、多數の女性の名譽と尊 を深く つけた である。政府は、この 會に、改めて、その出身地のいかんを わず、いわゆる 慰安 として數多の苦痛を され、心身にわたり しがたい を われたすべての方々に し心からお びと反省の 持ちを申し上げる。また、そのような 持ちを我が國としてどのように表す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、有 者のご意 なども しつつ、今後とも真 に すべきものと考える。 われわれはこのような 史の真 を回避することなく、むしろこれを 史の教 として直 していきたい。われわれは、 史研究、 史教育を通じて、このような を永く にとどめ、同じ ちを して り返さないという固い 意を改めて表明する。 .....」
譯文：
「......無論如何，這件事情在當時的軍方的參與之下，是一起令多數女性的名譽和尊嚴受到瞭嚴重損害的問題。無論她們的出身地是哪裡，日本政府會利用這個機會，再次向這些作為從軍慰安婦，經歷瞭無數的痛苦，身心都負擔上難以治愈的傷痕的人們，從心底表示歉意，並對此做出深深的反省。作為我國對此事表示出的誠意，我們會多方聽取有識之士的意見，在今後認真地做出檢討。我們不會回避這段真實的歷史，而是要將其作為歷史帶給我們的教訓，直視它的意義。我們會通過歷史研究、歷史教育的方式，永遠地將這一問題銘記在心。並且決心永不重復這樣的錯誤。......」
盡管河野洋平在發表這篇著名的《河野談話》時，並未經過內閣的討論，但作為日本的內閣官房長官，他的這一發言肯定不會是自己一時沖動之舉，很可能在背後有首相宮澤喜一的支持。宮澤喜一這個人就是這樣，說話又毒又損，所以這樣的場合就把河野洋平搬出來。
《河野談話》的效力，直到現在也沒有作廢。並且自2013年起，日本政府曾經多次聲明過「河野談話仍然有效，日本政府不會修改河野談話。」
自然，日本右翼非常不喜歡《河野談話》，曾經多次要求日本政府撤回它。另一方面，《河野談話》作為日本政府公認的發言，已經成為瞭中國、韓國對慰安婦問題進行探究的基準。
（河野洋平是日本政治傢中左翼人物的代表之一，曾強烈抗議過李登輝訪日，對安倍參拜靖國神社表示無fuck可說，反對修改憲法，而且多次表示安倍政權不應往右翼方向發展等等。另外，他對南京大屠殺的意見是：「大屠殺確實存在，但是數字上我們兩國之間有所出入。」）
（宮澤喜一在64歲時，被一名假冒的記者在采訪時用刀子頂住胸口，還被用煙灰缸打得頭破血流，但最後他單槍匹馬把這個35歲的記者制服瞭...）
1994年4月，剛剛當上法務大臣的永野茂門，在每日新聞的采訪中說瞭兩句話：
「慰安婦其實都是公娼，是合法的妓女。」
「我在事件之後不久就去過南京（永野是陸軍軍人出身），我覺得南京大屠殺根本是編造的。」（永野雖然是軍人出身，但1937年南京大屠殺時，他才15歲，尚未從陸軍學校畢業。）
11天之後，永野茂靜電油煙處理機出租門被免除公職。
1995年8月15日，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發表《村山談話》，也被稱為《戰後50周年談話》。在這個談話中，他再次復述瞭《河野談話》的內容，以日本首相的身份，向慰安婦受害者們正式進行瞭道歉。
從1970年起，到1995年為止，慰安婦受害者們用瞭25年時間，獲得瞭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。
為何慰安婦受害者們無法得到賠償？
之前談到過，在福島瑞穗等人的牽頭下，金學順等在韓國的慰安婦受害者以戰爭被害者為身份，向日本政府提出瞭賠償訴訟。這一訴訟案件，被稱為《亞洲太平洋戰爭韓國人犧牲者補償請求案》。
1991年12月6日，這一案件首次被提交給東京地方法院。
1992年4月13日，案件的原告追加瞭6名慰安婦受害者，總原告數達到瞭41人。
訴訟代理人為以高木健一、福島瑞穗為首的律師團共11人。
2001年3月26日，東京地方法院駁回瞭賠償請求，原告方上訴。
2003年7月22日，東京高級法院駁回上訴，原告方提出繼續上訴。
2004年11月29日，日本最高法院駁回台中靜電油煙處理機租賃上訴，原告方確定敗訴。
在這連訴連敗的過程中，致使原告的慰安婦受害者一方接連敗訴的原因是1965年簽訂的《日韓基本條約》中，已經在第三條中寫下瞭：
「此條約簽訂生效後，日本承認韓國是朝鮮國傢的唯一合法政府，國交正常化。除日本的附加援助之外，兩國間的財產、請求權一切視為得到瞭最終解決。」
也即是說，在日韓於1965年簽訂瞭這一條約之後，日本政府將不再具有向韓國及韓國的任何團體、個人進行賠償的義務。
但是，盡管日本政府根據這一條約，拒絕瞭向慰安婦受害者進行官方賠償，但作為部分由日本政府出資的民間組織，以「亞洲婦女基金會」為首的一些基金會，從1995年開始向亞洲一些地區的慰安婦受害者們發放補償金。
1997年，「亞洲婦女基金會」提出向韓國、臺灣、荷蘭、菲律賓等國傢和地區的慰安婦受害者總計285人，每人支付200萬日元的賠償金。
但是，這一提案遭到瞭韓國、臺灣等地的慰安婦受害者組織的強烈抗議。因為他們的宗旨在於「促使日本對慰安婦行為立法，通過國傢賠償的形式進行補償」。來自民間基金會的補償並不是他們想要的結果。
1999年6月，韓國政府提出，「拒絕接受民間基金會賠償的慰安婦受害者，政府將向她們發放等額的資金，以表達對日本政府態度進行對抗的鼓勵」。簡單來說，韓國政府告訴所有的慰安婦受害者：「隻要你們不接受日本民間組織的資金，他們答應給你多少，我就會給你多少。」
韓國的全部慰安婦受害者都接受瞭政府的提議。
2007年，由於「亞洲婦女基金會」的提議長期得不到回應，該基金會不得不宣佈解散。
2015年，為瞭打破慰安婦問題的僵局，日本向韓國派出瞭外務大臣岸田文雄進行商議。在會談中，岸田文雄提出：「為瞭解決眼下的僵局，日本政府願意向韓國的慰安婦受害者支援團體支付10億日元，作為他們的活動經費。」
因為這筆款項是以日本政府的名義，支付給慰安婦支援團體，而不再是民間基金會的「收買」，因此這一提案被韓國方接受。
至此，韓國的慰安婦問題得到瞭最終解決。
一些市民團體在首爾的日本大使館門前設立瞭「慰安婦少女銅像」，以紀念這一歷史性結果的達成。這一銅像最令我感到震撼的，是她平靜的表情下，攥得緊緊的雙拳。
從1991年提出訴訟，到2015年的最終解決方案，韓國民眾、各種組織和政府齊心協力，彼此扶持，用瞭24年時間，終於為韓國的慰安婦受害者們贏得瞭公理的勝利。
而我們應該怎樣爭取這樣的結果？
我們又能為我國的慰安婦受害者做些什麼？
如何在她們所剩無幾的有生之年，給她們的靈魂以安慰？
而不是讓她們這樣忍氣吞聲地帶著遺憾走向孤寂的死亡？
這是我想請每一位想要去看，或是已經看過《二十二》這部紀錄片的人進行的思考。
▲ 僅代表作者觀點，不代表本刊立場
END
本文來自騰訊新聞客戶端自媒體，不代表騰訊新聞的觀點和立場。
正文已結束，您可以按alt+4進行評論
AUGI SPORTS｜重機車靴｜重機車靴推薦｜重機專用車靴｜重機防摔鞋｜重機防摔鞋推薦｜重機防摔鞋
AUGI SPORTS｜augisports｜racing boots｜urban boots｜motorcycle boots
全站熱搜
留言列表
